虽然两者的经营模式和功能各异，但却一致推动了金融主义的产生，助长了短期投资的气候，导致金融业的过度杠杆化，稀释了留存收益，将生产收益的目标让位于融资收益。

(四)中国金融改革的路径。全国工商联的调研显示，90％以上的中小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具体而言，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十个方面：1、金融改革与金融发展的进程明显迟滞。因此，对于民间借贷，关键是加强疏导，通过适当渠道使它们从地下转移到地上，变非法为合法。3、金融体系格局严重失衡。除此之外的村镇银行、外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构成了银行体系的其他部分，处于中国银行业的边缘。六是外汇市场建设深入推进。

2011年，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35538亿美元，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金额折合17710亿美元，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2146亿美元。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转变经营机制。严格实行劣质上市公司的退市制度。

[2]这一时期学术界有弱政府和弱财政的讨论。透支未来利润的高市盈率更是成为企业高管套现离场的动力。这种立场和做法显然已不能适应工业化新型发展阶段和经济转型的客观要求。具体措施为：1、通过存贷款基准利差的逐步缩小和正的实际存款利率促进商业银行经营效率的提高。

通过重组、上市和产权转让，国有资本得以收缩战线，实现了战略调整和整体盈利。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国际市场需求萎缩、投资拉动导致的产能过剩压力以及工资、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严重挤压了企业利润。

银行通过高利率政策[3]吸收居民存款，替代了政府的税收功能，在拨改贷的金融资源配置过程中，它又替代了政府财政制度。6谢平，1996，《中国金融制度的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除了政府立场的转变，金融转型还要求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要求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发展。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瘫痪则首先表现为对商业银行股权再融资的拒绝。

因此，需要健全法律制度，严格执法，严惩失信和欺诈行为，并以法律约束监管权力。[6] 与地方政府保持距离和独立性的全国金融大法院可考虑设立在上海，以提升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和产业发展政策（提出七个战略新兴产业），已经陷入失效状态。金融转型的核心在于政府立场的转变。

这些体制和政策的扭曲还进一步造成了思想混乱，认为金融业能创造出比实体产业更多的财富，由此也助长了实业资本的脱实入虚和银行体系在结构失衡状态下的过度扩张及系统性风险的积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与工业化前期相比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制造业产能已从供不应求走向日益严重的过剩（重化工业也已出现过度发展的特征），廉价资本供给只会助长低端制造业的过度扩张而不是产业的升级。

改革可以看作制度建设投资，成本即时发生，收益则分摊在未来各个时期，因此改革成本借助国家信用，或通过政府债券市场的发展[4]，或通过国有银行与股票市场进行跨时期转移是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条件之一。当前金融业的高利润完全是体制和机制的扭曲造成的，反映的是金融体系运行的低效率。

2麦金农，1993，《经济市场化的次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译本。同时实行严格的资本流入管制，可倡导亚洲国家共同推进抑制热钱流动的托宾税政策，积极推进亚洲货币合作，以促进亚洲国家互利共赢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急需风险资本市场寻找、筛选和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我们需要通过金融交易杠杆率的规定、金融机构合理利润边界的界定、薪酬制度的设计等制度安排，消除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追求短期暴利的机会和内在驱动力。3潘英丽，2001，《虚拟经济的演进机制及其两重性的探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5期。政府帮助企业筹集廉价资本的立场是由建国之初短缺经济的性质决定的，是节约每一个铜板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延续。

全球范围内需要防范的是金融集团通过市场操纵（西方）或行政垄断（中国）在未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甚至导致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十八大报告已经指出，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让市场发挥更大、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社会成本通过银行中介和股票市场平台在本世纪初向中产阶层分摊的社会化过程有其可行性，那么金融不改革或改革停滞所造成的财富向少数利益集团转移，亏损向国家财政集中，并通过挤占本应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公共产品而实施新一轮的银行救助或重组，将不再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基础。人口老龄化趋势及其对财富积累的内在要求更需要政府保护好债权人与投资者的权利，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市场约束机制，确保资本的有效配置和民众通过金融投资渠道分享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果。

除了抵押贷款政策固有的产业倾向这一局限性外，银行信贷的另一局限性在于其对经济的支持主要表现为对增量投资项目的融资，而不是促进存量资本的调整或产业整合。结果不仅是系统性风险将大部分转嫁给国家财政，而且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将导致国民经济停滞或负增长。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也呈现出银行贷款代替国家注资的趋势。1985-1994年通过财政预算渠道给国有企业的各类补贴平均为GDP的5.63%。3、有效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司法制度的缺失和股票发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已导致资本市场功能的扭曲和瘫痪。4潘英丽，2012，《中国经济金融转型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事实是，金融业并不直接创造财富，金融GDP只是金融业在发挥其功能时占用的社会资源。企业的高负债率和产能过剩等因素，已经导致银行体系放贷困难和放贷意愿的下降。

当前，由于金融抑制政策未能及时退出，造成了金融资源价格以及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扭曲，使得金融业在未能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甚至助长资源配置扭曲的情况下获取高额利润。第三，金融转型也需要市场化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协调发展。

[1]第二阶段大致为1979-1993年收获货币化利益的阶段。其次，资本市场制度变革应该是整体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和重点领域。

政府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政府有条件而且必须从金融资源配置的前台退出，而着力于金融生态环境的营造，促进金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的完善。如果及时实施利率的市场化，并在实施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逐渐退出发行审批制度，中国今天本可以有一个结构更为合理、发展更为可续的经济格局。2009-201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接近81万亿，随着过剩产能释放期的到来，银行体系已大规模积累的隐性信贷风险有可能集中爆发出来[5]。

中国政府在1999年开始大幅度扩大商业银行存贷款基准利差，其目的在于通过存贷利差帮助国有银行冲销坏账。4、资本市场发展停滞和企业融资对银行体系过度依赖的结构失衡，也已导致银行体系自身发展的不可持续。

11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司，1997，《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年鉴：1950-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金融业是资金配置产业，是凌驾在所有产业之上的现代经济的核心。

与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财政、货币体系的双重脆弱性相比，中国政府具有财政、货币和国有资产三大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2、明确政策性金融的定位和相关制度设计，促进政策性金融的发展。